本文回顾中国历史上的产能周期与产能过剩，审视当下产能过剩的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轮产能过剩的化解之道。

  历史上的产能周期与产能过剩。产能周期往往滞后于经济周期，新增产能的投放可能恰逢需求的回落，从而造成经济中出现产能过剩。回顾历史，中国在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2015年走过了三轮朱格拉周期，最新一轮的朱格拉周期在2016年开启，2022年起或已进入下行阶段。

  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结构性产能过剩。综合统计局公布的细分行业和上市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2023年下半年，中国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程度低于历史中枢水平。其中，计算机通信电子、电气机械、汽车制造等装备制造业表现最弱，与高技术制造业的重合度较高。原材料行业产能利用程度也有不足，集中于非金属矿物制品和化工相关行业。消费制造业中，无论是医药、食品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等必需品，还是纺织服装、家具制造、皮革制鞋、纺织业等可选消费品，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利用不足。

  本轮产能过剩的结构性特征：第一，房地产和人口迎拐点，建筑原料与商品需求面临变局。一方面，商品消费可能从增量市场变为存量市场，尤其是家用器具、家具、木材等房地产相关的耐用消费品，而食品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纺织服装等行业也较难复刻“消费升级”时期的增长逻辑。另一方面，房地产部门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建筑原材料终端需求的影响较大，相关行业产能过剩压力逐步累积。第二，产能投放叠加外需转弱，化工医药行业压力突出。2021年以来，外需推动化工、医药行业等行业大规模扩产。然而，2023年以来，全球需求趋于回落，对前期产能的消化能力不够，产能过剩风险逐渐显现。第三，绿色化浪潮推动，能源转型行业投资迅猛。碳中和长期需求前景较好，远期视角下的产能有望得以消化。然而，技术路线处于演进过程中，“先进产能”和“落后产能”存在矛盾。第四，海外产业链加速重构，半导体竞争白热化，行业面临三重压力。一是产能增长，中国及海外经济体均加大半导体领域的资本支出，新建产能将陆续投放。二是制造外迁，外商企业在华生产回落，更趋向于“在岸”“近岸”“友岸”。三是需求回落，加剧相关行业的经营压力。

  产能过剩的化解之道。第一，供给侧改革仍然有必要。本轮产能过剩行业涉及的非公有制企业更多，需避免“一刀切”重演，可给予主动退出的落后产线一定财政奖励，补贴低能耗产品的终端消费、征收“碳税”等市场化形式，给予非公有制企业稳定的预期和充分的信心。第二，鼓励创新和品质衡量准则提升。先进产能不易过剩，渠道、商业模式及应用端的创新同样重要，高品质的产品的推出和推广能够创造需求，有助于帮助结构性阶段性产能过剩的企业打开市场，消化产能。第三，畅通“外循环”。创造良好国际环境，鼓励企业提升产品竞争力，获取更多国际市场份额。

  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当下看，“量”与“价”的背离已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而其根源便是产能过剩带来的价格下降，企业增收而不增利。本文着眼于中国产能周期的历史轨迹，聚焦于当前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结构性特征，立足于历史与现实的异同，探讨化解本轮产能过剩的相关策略。

  库存周期属于经济周期中的短周期，往往以工业公司产成品库存累计同比增速表征，其历史运行基本稳定，遵循3-4年的规律且为月度数据，是宏观研究中观察到的重要周期。

  经济中的中周期——产能周期（也称“朱格拉周期”）与设备投资活动相关联，这中间还包括多个库存周期。产能过剩的形成原理在于投资决策略滞后于经济周期、产能的形成也需要过程（设备、厂房等固定资本形成需要一段时间），从而往往在经济下行期遭遇新产能集中上马，形成产能过剩。

  结合GDP中的资本形成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数据分析来看，可以大致认为，我国在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2015年走过了三轮朱格拉周期，最新一轮的朱格拉周期在2016年开启，2022年起或已进入下行阶段。

  产能过剩最重要的判断指标是产能利用率。产能利用率通常定义为实际产出与潜在产能的比例。当一个行业的整体产能利用率处于较低水平时，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存在大量的闲置产能，该行业就处于整体产能过剩的状态。因此，产能利用率的衡量就成为界定和分析产能过剩的前提和基础。

  国家统计局采取直接的统计调查法测算工业产能利用率，对工业公司进行抽样调查，并推算总体。在抽样中，对于规模以上大中型企业采取全部抽取，规模以上小微企业采取分层抽取的方式（抽样率为10%）。调查的所有样本企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

  国家统计局口径产能利用率的问题就在于：一是发布时间相对较短。2017年年底，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了自2013年第一季度以来每个季度的中国工业产能利用，2006年以来历年工业产能利用率。不过，陈颖婷、许宪春（2023）《中国调查法工业产能利用率的统计方法及改进方向》的图表8中，涵盖了2006至2021年的季度产能利用率数据，并注明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能够形成有机补充。二是数据未经季节调整，呈一季度环比回落，二三四季度逐季攀升的态势。三是细分数据仅公布了15个行业，未涵盖41个工业行业，且最早2016年四季度开始发布，可比区间较短。

  202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5.1%，低于76%-80%的合意区间（陈颖婷（2021）《对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合理区间的供需动态平衡分析》）。

  在中国公开可得的宏观数据中，与产能利用率定义最为接近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每季度发布的5000户工业公司调查数据中的“设备能力利用指数”。该指数最早于1992年二季度开始发布，时间序列较长。2023年三季度，央行5000户企业设备能力利用水平为38.8，处于2000年以来的27%分位。

  然而，央行5000户企业调查只适用于工业整体的产能利用率推测，而没有分行业数据。为了研究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的特征和变化趋势，就需要利用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作为基础进行估计。

  从微观方面出发，固定资产周转率与产能利用率的经济含义一致。固定资产周转率 = 出售的收益 /固定资产平均净值，表示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固定资产周转的次数，或表示每1元固定资产支持的出售的收益。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上市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回落仅至中途，类似2013-2014年的位置。

  2001年至2007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国内房地产市场兴起，国内外需求量开始上涨带动工业生产能力快速扩张，尤其是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领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外部需求急剧下降，政府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进一步加剧了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

  以2004年至2011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观察，此轮产能周期扩张较快的行业集中于上游资源和中游制造板块。其中，黑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矿采选和非金属矿采选行业的投资复合增速分别达49.8%、49.1%和43.2%；电气机械、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和金属制作的产品行业的投资复合增速分别达47.6%、44.9%、42.3%和41.9%；七个主要行业均强于制造业总体31.8%的增速水平。

  2012年，我国产能过剩问题逐步显现。一方面，经济过热、物价上行压力较大，宏观调控政策整体收紧，而前期“四万亿”刺激带来的新增产能陆续释放。另一方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全球经济提高速度放缓，中国出口面临逆风环境，也不利于工业产能的消化。2012-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持续关注产能过剩，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成为宏观经济调控重要任务。2013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超过标准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其中显示“2012年底，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这一些行业中不少属于生产连续性强的行业，合理的产能利用率应该较高，产能利用率低于75%表明严重超过标准。

  尽管政策端已有重视和应对措施，但2012—2015年间我国产能过剩情况仍在加剧。2013年引发的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过剩产能的相关措施，但其成效有限。2015年，我国产能利用率、5000户企业设备利用能力指数分别较2011年降低6.1和5.0个百分点，制造业上市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较2011年末下滑15.3%。

  这一时期产能过剩化解效果不佳，原因主要在于以投资拉动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发展模式未有根本性改变。产能周期的下行调整阶段，投资率（固定资本形成在GDP中的占比）均有过明显的回落，1990年的投资率较1985年的高点回落5个百分点，2000年的投资率较1993年的高点下滑9.7个百分点，而2014年的投资率仅较2011年回落了1.4个百分点。产能过剩的本质是投资释放的新增产能供给远超需求增速，产能过剩的化解必然伴随着新增投资增速相对于出口和国内消费增速的明显回落。

  部分国有“僵尸企业”未及时出清，是2015年之前产能过剩治理的重要阻碍。这一些企业普遍面临经营困难，如经常性停产、持续亏损、资不抵债等问题，长期占用大量资源，扭曲资源配置。从工业公司财务指标可看出，国有企业这一时期产能出清的缓慢：一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自高位进一步抬升，有异于工业公司总体的“去杠杆”。二是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利润增速持续低于股份制和私营企业，亏损面（亏损单位占全样本的比例）攀升至近3成。

  2015年末供给侧改革启动后，产能过剩治理的成效较快显现。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第十一次会议，习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其中“去产能”为五大任务之首，重点是继续推动钢铁、煤炭等行业治理过剩产能。同时，国务院国资委于2016年启动了“处僵治困”工作，对中央企业所属子企业做了摸底，确定了2041户“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这一些企业的“处僵治困”。同时，宏观政策以“棚改”为抓手，促进房地产及其他上业“去库存”，通过减税降费、降准降息为企业“降成本”，助力需求的企稳回升，为走出产能过剩提供良好环境。

  2015至2016年，我国投资率（固定资产形成在GDP中的比重）回落3.8个百分点，幅度远超2012至2014年的1.4个百分点。

  从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看，2015至2018年，钢铁、焦炭、水泥等原材料产能均有压减，产能利用率上行。据央视报道，2016年至2019年，我国累计压减粗钢产能1.5亿吨以上，退出煤炭落后产能8.1亿吨，淘汰关停落后煤电机组2000万千瓦以上，均提前两年完成“十三五”去产能目标任务。

  从产能利用相关指标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产能利用率和5000户企业设备利用能力指数自2016年二季度起回升，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自2016年四季度起回升，中国经济在2016年下半年起重新焕发活力。

  1992年初，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发表南方谈话，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发展经济的热情，各地出现了投资热、房地产热、股票热、开发区热等现象，产能过剩压力接踵而来。

  1996-1999年，产能过剩集中于消费品和轻工业，以纺织、家电、塑料制品等为代表。根据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在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全国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照相胶卷的产能利用率仅13.3%，电影胶片25.5%，电线%。1996年年末，全国28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有四成处于闲置状态。1997年下半年，统计的消费品中有1/3供过于求；1998年，在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多数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最低的仅有10%。

  产能过剩矛盾直接带来企业效益恶化和投资增速回落，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加剧了这一状态。1998年年初，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显现，出口增速出现大幅度地下跌，外需明显受到抑制，海外国家和地区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也一下子就下降。我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通货膨胀，而是经济衰退带来的通货紧缩。

  首先，以行政手段推动供给端改革。终止重复建设、清理过剩产能，同时，以纺织行业为试点、推动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企业，分流安置下岗职工。具体看：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1998年6月，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其次，实施债务重组，同时补充银行资本金，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健性。1998年8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人民币的长期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四大行资本金，提升其清偿能力。1999年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向四大行收购不良资产。

  最后，以改革释放内需活力，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托底需求。1998年房改启动，为制造业创造了新的需求增长点；1998-2000年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加强农林水利、交通、基本的建设、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据统计，1999-2005年，剥离不良资产总额高达2.58万亿；1996-1998年，国有企业从11.38万家下降至6.5万家，减少幅度达到42%；1998-1999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下降约2200万。

  从宏观指标看，中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1991年至1995年间的复合平均增速达到34.7%，在1996至2000年间增速中枢回落至10.5%。代表产能利用情况的央行5000户企业设备利用能力指数，从1992年的38.2的均值水平逐步回落，到1998年初降至31.4的极端低位，此后随着去产能的推进开始触底反弹。

  1980年代，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需求提升、行政放权，刺激投资较快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商品市场走向繁荣，需求膨胀推升供给端的产能建设。同时，地方政府经济建设的积极性较高，但难免存在以行政边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问题，出现重复投资、盲目建设。当时的流行消费品以自行车、缝纫机等初级非农产品为主，也是产能建设比较集中的领域。据统计，当时，全国大约有50%的手表厂和电视机厂、75%的自行车厂、80%的洗衣机厂和电冰箱厂达不到起码的生产批量。

  随着产能过剩压力逐步增大，企业现金流难以为继，账款相互拖欠，“三角债”愈演愈烈，投资迅速增加后通胀压力也接踵而至。1989年前后，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国家开启为期三年的整顿工作。1990年年初，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三角债”工作。

  从宏观指标看，中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1981年至1988年间的复合平均增速高达22.9%，到1989年增速下滑7.2%，1990年小幅增长2.4%，直至1991年才有所恢复。

  本轮产能周期初期（2016至2019年），中国工业及制造业投资稳步增长，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3.5%、3.2%、6.5%和3.2%，仅2018年投资偏强，得益于计算机通信电子、仪器仪表等行业设施更新需求的支撑。多数行业投资增速低迷，相较于2016年，2019年的有9个子行业投资增速为负，22个子行业投资的年均增速低于5%。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工业需求和投资均受冲击。

  2021年至2023年，工业领域投资较快增长，产能趋于扩张。相对于2019年年末，2023年，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复合增速达到7.4%，制造业投资增速6.6%，均高于行业增加值的增速水平，一度受国内经济复苏、大宗商品的价值上行、出口中快速地增长的支撑。分行业看，2020至2023年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10%左右及以上的行业可分为3类。一是出口依赖度较高的装备制造业，包括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电子、仪器仪表、专用设备等，增速分别达21.1%、15.6%、13.2%和10.7%。二是资源能源及原材料行业，包括电力生产和供应、非金属矿采选、煤炭开采洗选、有色金属矿采选、化学原料制品、黑色金属加工等，增速在10%-18%之间。三是消费相关的行业，包括医药制造、酒饮料茶、农副食品加工等，增速分别达11.2%、10.2%和10.1%。

  202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工业产能利用水平趋于回落。2022年，中国经济受疫情冲击、三重压力影响，2023年，受外需和房地产拖累较大，新增产能的投放恰逢需求不振。

  以国家统计局数据观察，2023，年工业、水电燃气及采矿业的产能利用率均值都高于2016年四季度以来的中枢水平。不过，作为工业主体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仅75.3%，较中枢水平低0.9个百分点。以2023年为基准，若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于2016年四季度有统计以来的中枢，可以认为该行业产能利用不足。以此筛选：化学原料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等原材料行业产能利用率分别较中枢低0.3和4.1个百分点；计算机通信电子、汽车制造、电气机械等装备制造业分别较中枢低3.2、2.3和1.5个百分点；食品制造、医药制造和纺织等消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分别较中枢水平低2.6、1.7和1.3个百分点。

  以上市制造业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看，2023年三季度，上市制造业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处于2016年以来的43%分位，产能利用程度处于中性偏低水平。制造业三个板块中，装备制造业产能利用水平明显偏低，固定资产周转率处于2016年以来的最低点；原材料制造和消费制造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相比2022年一季度的高点回落，分别处于2016年以来的70%和50%分位水平。若指标处于历史相对低位（低于1/3分位数）可以认为，该行业存在产能利用不足的风险。以此筛选细分行业：截至2023年三季度，计算机通信电子、医药制造、汽车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橡胶塑料制品、纺织服装服饰6个行业固定资产周转率处于2016年以来的10%分位以下，产能利用水平不足；石油煤炭加工、化学纤维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等原材料行业，以及食品制造、农副食品加工、家具制造、皮革制鞋、纺织业等消费制造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处于历史13%-33%，分位水平，也存在一定的产能过剩风险。

  综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细分行业产能利用率和上市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2023年下半年，中国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程度低于历史中枢水平。其中，计算机通信电子、电气机械、汽车制造等装备制造业表现最弱，与高技术制造业的重合度较高。原材料行业产能利用程度也有不足，集中于非金属矿物制品和化工相关行业。消费制造业中，无论是医药、食品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等必需品，还是纺织服装、家具制造、皮革制鞋、纺织业等可选消费品，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利用不足。

  2022年和2023年，中国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房地产周期大拐点出现，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居民消费及住宅投资将发生趋势性变化，对建筑原料需求有较深远的影响。在人口日趋老龄化、潜在经济提高速度缓慢回落、房地产需求见顶的背景下，消费增速的中枢也将回落，结构上或减少住宅相关消费，增加医疗保健、餐饮住宿、文旅、交通出行等服务型消费。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商品消费可能从增量市场变为存量市场，尤其是家用器具、家具、木材等房地产相关的耐用消费品，而食品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纺织服装等行业也较难复刻“消费升级”时期的增长逻辑。

  本轮周期中，原材料行业的产能过剩压力自2022年下半年开始累积，截至2023年，产能过剩的程度暂不及上轮。从投入产出表出发，房地产部门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建筑原材料终端需求的影响较大。

  一方面，以水泥为代表的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产能过剩矛盾最为突出，因其需求高度依赖于房地产部门，而基建需求的扩张尚难以对冲。基于最新投入产出表和工业增加值数据测算，2023年，房地产部门在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终端需求中的占比分别达到44.6%；基建部门的占比仅28%，较房地产部门的影响低16.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产能利用率的均值仅64.7%，较2016年末低5.4个百分点。若将高频数据移动平均12个月以剔除季节性可以观察到：2024年一季度末水泥磨机运转率仅41%，较2019年末的峰值水平低15.8个百分点，较上一轮产能周期的最低点（2016年2月）低4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黑色金属加工等建筑原料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尚不突出，基建投资的托底对冲、新能源及汽车行业较快发展带来需求增量，为产能的消化和调整赢得时间。对于黑色金属加工、石油煤炭加工等原材料行业而言，尽管房地产部门在其终端需求中的占比分别达到28.7%和19.7%，但均不及基建部门的30.8%和34.7%。对于有色金属加工行业而言，房地产部门在其终端需求中的占比达到17.5%，而汽车及新能源相关行业、基建部门的占比分别达到29.3%、12.2%，能够形成有效对冲。例如，黑色金属加工所代表的钢材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但结构上分化明显。与地产关系密切的螺纹钢、线成，而中厚板产能利用率超过9成，热轧、冷轧的产能利用率也在8成以上，与制造业、基建及出口需求的支撑相关联。

  化工行业经历大规模扩产。2020年下半年以来，海外先后受疫情蔓延、能源危机影响，部分化工行业产能难以正常运行，国内化工品出口强劲，行业景气上行、利润积累，刺激投资扩产。民营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加速布局炼化一体，发挥规模化、集群化优势；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在华也有布局，广东湛江的新一体化基地首套装置在2022年9月开始投产，到2030年的计划总投资达到100亿欧元，将成为全世界第三大巴斯夫基地。

  然而，2023年以来，全球需求趋于回落，对前期产能的消化能力不够，基础化工原料产能过剩风险逐渐显现。国务院此前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要求，到2025年，国内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控制在10亿吨以内，基本的产品产能利用率提升至80%以上。

  1）需求端：化学原料及制品行业的出货值在2023年下跌14.3%，同期行业PPI回落9%；2024年1-2月出货值再跌9.4%，同期行业PPI回落6.4%。剔除价格因素影响看，出口“量”的回落仍有拖累。

  2）供给端：2023年11月末，中国162家炼厂原油总加工能力约为9.84亿吨/年，逼近于10亿吨的红线水平。作为石油化学工业产业核心的乙烯（其衍生品占石化产品的75%以上），产能大量投放带来过剩风险。据石化联合会统计，2022年，我国乙烯生产能力达到4675万吨/年，国内计划于“十四五”末投产的乙烯产能还有3475万吨/年。2024年2月1日，石化联合会副会长傅向升表示，“当前化工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已经不仅是肥料、酸、碱、涂料、农药、钛白粉、有机硅单体、PTA、PET等基础化学品和通用材料等领域面临的问题，而1，4-丁二醇、EVA、POE、己二腈、己内酰胺、尼龙6、尼龙66以及与新能源动力电池相关的碳酸锂、磷酸铁锂、六氟磷酸锂诸多产品在建、拟建产能都令人惊讶。如果有些产品已规划拟建产能都能如期建成投产的话，不仅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问题，还能的满足世界市场消费总量都绰绰有余”。

  医药行业一度受益于海外疫情，需求锐减拖累较大。2020至2021年，国外疫情对新冠疫苗、生物药品、卫生材料、医疗设施及器械等板块出口形成较强支撑，医药行业出货值分别增长36.6%和64.6%，但2022至2023年增速回落至-25.1%和-22.8%。

  能源领域面临的更多是结构性产能过剩。碳中和长期需求前景较好，远期视角下的产能有望得以消化。然而，技术路线处于演进过程中，“先进产能”和“落后产能”存在矛盾。中小企业、落后产能尚未退出，大规模的公司、上市公司在资金支持下已经先行建设，新增大量产能。

  2030年，全球可再次生产的能源装机容量增至3倍已达成共识。2023年11月—月，《联合国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召开，为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和推动可持续发展，各国达成了重要协议，即到2030年将全球可再次生产的能源装机容量增加至目前的三倍，至少达到11000GW，其中，光伏装机容量将从2022年的1055GW增加到2030年的5457GW。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发表了《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表明两国愿意在气候行动上加强合作，一同推动全球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发展。

  新能源相关企业扩产意愿非常强烈，产能增速快于产量和需求的提升。新能源领域涵盖光伏、风电、储能、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等诸多行业。据国家能源局统计，2023年，中国新能源领域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超过34%，太阳能发电和风电领域的投资额明显地增加。同时，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迅速增长，新增装机规模约2260万千瓦，容量超过三峡水电站，较2022年底增长超过260%。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与新能源领域关系紧密的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2023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32.2%、19.4%，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12.9%、13.0%。因产能增速远快于生产的增速，产能过剩的压力已然显现，2023年电气机械行业季度平均产能利用率为76.95%，较2016年以来的均值水平低1.5个百分点。高工锂电（GGII）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动力电池领域平均利用率由2022年的超75%，下降到2023年的不足65%；储能电池产能利用率也从2022年超85%跌至2023年的不足55%。

  产能过剩带来供给过剩，“价格战”愈演愈烈，使中国新能源相关行业在短期内面临严峻形势。相比2022年年末，2024年3月25日光伏行业综合价格指数累计下跌69.8%，其中电池片价格累计下跌72.7%；方形电池的磷酸铁锂和三元电芯价格分别累计下跌54.3%和49.5%。2023年以来，新能源领域已然浮现了一系列的项目调整，包括终止和延期投产的情况。

  2023年半导体及电子产业链产能利用率处于偏低水平。海外方面，TechInsights估算的2023年半导体行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约为73.3%，低于80%以上的合理水平；美国计算机和电子科技类产品制造产能利用率仅69.9%，较2005年以来的均值低3.7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023年产能利用率均值75.6%，处于历史低点。2023年四季度，国内最大两家的晶圆巨头中芯国际与华虹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6.8%和84.1%，低于历史中枢。

  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已有抬头。新冠疫情后，各国更加重视供应链安全，美欧纷纷推出“再工业化”“去风险化”的政策。

  一是产能增长，中国及海外经济体均加大半导体领域的资本支出，新建产能将陆续投放。以作为半导体基础材料的晶圆为例：据 SEMI在 2024年1月2日公布的《世界晶圆厂预测报告》，全球半导体每月晶圆（WPM）产能在2023年增长5.5%至2960万片后，预计2024年有42个项目投产，产能增长6.4%，首次突破每月3000万片大关。报告数据显示，1）中国大陆芯片制造商2023年产能同比增长12%，2024年将有18个项目投入运营，预计产能同比增加13%。2）2024年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的晶圆产能将分别增长4.2%、5.4%、2%。3）此外，2024年美洲将新增6家晶圆厂，预计产能同比增长6%；欧洲和中东地区4家新晶圆厂投产，预计产能同比增长3.6%；东南亚4个新晶圆厂项目启动，产能将提高4%。

  二是制造外迁，外商企业在华生产回落，更趋向于“在岸”“近岸”和“友岸”。以苹果产业链为例：1）据《财经》统计，2022财年苹果供应商中，151家在中国大陆设厂，较2020财年减少4家；同时，东盟国家（越南、马拉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印度的供应商建厂数量分别较2020财年增加10家和5家。2）据Countpoint预计，2023年中国在苹果手机、耳机、PC、平板生产中的份额均下滑，印度的苹果手机份额由4%增至7%，越南的其他三类产品份额也有所提升。

  三是需求回落，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需求回落加剧半导体相关行业的经营压力。2023年，受电脑、智能手机等销售低迷，数据中心支出减少的拖累，全球半导体需求回落，SIA统计的2023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同比下降9.4%。

  一方面，本轮产能过剩的行业更集中于装备制造和下游消费行业，涉及更多非公有制企业。上轮产能过剩中矛盾最为突出的是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原材料行业，国有企业的占比相对较高。

  另一方面，本轮产能过剩行业中，部分曾受益于产业政策的全力支持。例如，计算机通信电子、电气机械、医药制造业都属于高技术行业、战略新兴起的产业，近年来较多享受各地产业政策的补贴和支持。

  总结来看，本轮产能过剩原因更为复杂，与产业政策的“过度补贴”、技术路线的更迭、需求端强预期和弱现实相关，化解本轮产能过剩应从供需两端同时入手，“双管齐下”。

  上一轮产能过剩治理中有值得借鉴的经验。环保督察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助力高耗能的原材料行业，以及印刷、造纸、皮革制鞋等下业落后产能的退出。例如：根据工信部数据，1）在全国深入大气污染治理的背景下，2016年全年淘汰落后炼铁产能677万吨、炼钢产能1096万吨、电解铝产能32万吨、水泥熟料产能559万吨、平板玻璃产能3340万重量箱，关闭30万吨/年以下落后小煤矿1500多处、涉及煤炭产能超过1亿吨。2）在2017年的“地条钢”落后产能淘汰督察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退出钢铁产能3170万吨，既能够打消质量上的问题和安全风险隐患，也能够减少环境污染。

  需要注意的是，本轮产能过剩行业涉及的非公有制企业更多，实现手段不能简单复制此前的经验。非公有制企业通常更加依赖市场机制和利润驱动，以行政命令压降产能并不是特别容易。通过能耗、质量和标准的引导，可以更有效地促使企业主动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体系的优化和升级。在方式方法上，亦不可以忽视上一轮的教训，避免“一刀切”重演，可给予主动退出的落后产线一定财政奖励，补贴低能耗产品的终端消费、征收“碳税”等市场化形式，给予非公有制企业稳定的预期和充分的信心。

  一方面，先进产能不易过剩，技术创新在产能消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1）以半导体为例：在行业景气度下行阶段，成熟制程的产能利用率往往更大幅度回落，而先进制程存在技术领先和独占性，所受冲击相对有限。可见，在半导体下行周期中，逆周期扩产能不能成功，关键要看扩产工厂是不是具备先进的技术，是否有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是否适应市场变化。2）在动力电池行业，当前过剩的产能是上一代老车型用的接近于标准的电池产品；而升级后的电池产品（800V等）又存在产能和供给不足的问题。

  另一方面，渠道、商业模式及应用端的创新同样重要，高品质的产品的推出和推广能够创造需求，有助于帮助结构性阶段性产能过剩的企业打开市场，消化产能。例如，光伏与建筑一体化项目、光伏+交通、光伏+通信、光伏+渔业等模式，均有助于拓宽需求端的市场空间。与之配套，还需提升电网对分布式光伏并网的消纳能力，阶段性放松清洁能源95%的消纳红线等，避免行政限制成为行业发展的瓶颈。

  创造良好国际环境，鼓励企业提升产品竞争力，获取更多国际市场占有率。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逐渐重要的角色，也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挑战，需热情参加多边经贸合作，为企业出海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一方面，巩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成果。另一方面，拓展自贸谈判或者升级谈判，逐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包括但不限于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继续推动加入CPTPP和DEPA；与洪都拉斯、秘鲁、海合会、新西兰、韩国、瑞士进行自贸谈判或者升级谈判等。

  在上一轮产能过剩中，通过提升自身竞争力抢占国际市场占有率的典型是造船行业。回顾中国造船业近年来的发展脉络，可为当下处理产能过剩问题提供有益镜鉴：

  1）造船业初期“大而不强”，周期下行后产能过剩，造船业陷入困境。我国早在2011年就成为第一造船大国，却存在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不强，管理上的水准与效率低等问题。2015年，我国新承接船舶订单一下子就下降，泰州最大的民营造船企业东方重工、温州最大的民营造船企业庄吉船业、浙江知名的民营造船企业正和造船、中国最大的外资造船企业STX（大连）造船，均进入破产重整。一方面是由于航运低迷、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国内外市场之间的竞争激烈；另一方面则是我国高技术上的含金量、高的附加价值船舶制造能力低，难以比拼日韩船企的技术优势。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船舶工业公司1452家，实现主要经营业务收入7893.8亿元，同比增长1.3%；实现总利润179亿元，同比下降32.3%，利润率仅2.3%。

  2）造船行业转型后，乘风而起。转型时期，中国船舶工业从常规船型向高技术、高的附加价值船型迈进，在LNG、甲醇动力、氨燃料预留、氢燃料电池等绿色船舶和零碳船舶方面实现技术突破，获取海外订单。2023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计分别占世界总量的50.2%、66.6%和55.0%，三大主要市场占有率指标首次全部超过50%。据中国船舶工业协会数据，2023年，中国造船产能利用监测指数（CCI）达到894点，与2022年相比增长17.0%，全年运行持续上行。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船舶工业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237亿元，同比增长20%；实现总利润259亿元，同比增长131.7%。